目錄

• 凱道的人們與一個古老的心理陷阱
• 民眾黨的帳面，已經是赤字了
• 損失厭惡：為什麼「輸了還在撐」不只是意志力問題
• 前景理論與康納曼的發現
• 政黨支持裡的「凹單」心理
• 轉換成本：為什麼離開民眾黨感覺這麼難
• 「沉沒成本」的詛咒：投入愈深，愈難回頭
• 你可以怎麼做
• 最後說一句話

凱道的人們與一個古老的心理陷阱

2026年3月29日，凱達格蘭大道來了一萬人。

他們舉著旗子、喊著口號，為一個剛被一審判處17年有期徒刑的政治人物站台。柯文哲，這個曾經以「清廉、勤政、愛台灣」為號召的前台北市長，此刻正面對著京華城案的漫長法律戰。而他的支持者——那群被稱為「小草」的人們——仍然在風裡等待。

我不打算在這裡評斷京華城案的法律對錯。我想問的是另一個問題：

那些清楚看到民眾黨出了嚴重問題的支持者，他們為什麼還在那裡？

這不是挑釁，是一個真誠的心理學問題。因為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每一個賠錢不肯停損的散戶身上。它有一個正式的名字：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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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的帳面，已經是赤字了

讓我們先把帳算清楚。

民眾黨最初吸引了大量中間選民，核心訴求是「超越藍綠」、「理性問政」、「打破政治對立文化」。這批選民投入了時間、感情、網路聲量，以及選票——換一個投資的說法，這就是他們的「買入成本」。

但這幾年發生了什麼？

黨主席本人涉入刑案，從羈押到一審判決；黨的立法院表現多次被批評為配合國民黨進行程序杯葛；黨內的問政路線從「第三條路」逐漸滑向傳統藍營邏輯；更根本的是，「超越藍綠」這個當初最讓人動心的承諾，早已難以在日常政治操作中辨認。

對一個投資人來說，這就是標的「基本面惡化」。

現在問題來了——如果你在2022年買進了一檔股票，理由是「它打破舊有格局」，而三年後它不只沒有打破什麼，創辦人還被司法纏身——你會不會承認自己看錯了，然後停損出場？

大多數人不會。理由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數字，而是因為「損失的痛苦」已經把大腦的理性迴路蓋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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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厭惡：為什麼「輸了還在撐」不只是意志力問題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是行為經濟學最核心、也最反直覺的發現之一。

它說的是：失去某樣東西所帶來的痛苦，在心理上大約是獲得同等事物所帶來的快樂的兩倍。

換句話說，丟掉100元的難受，比撿到100元的開心更強烈——即便金額完全相同。

這不是個性問題，也不是教育程度問題。它是人類大腦在演化過程中寫進去的底層程式。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大腦的杏仁核（amygdala）——那個處理恐懼的區塊——在面對潛在損失時的反應，要比面對潛在獲益時更激烈、更優先。

從演化的角度看，這完全合理：對遠古人類來說，錯失一次打獵機會頂多少吃一頓，但忽視一次天敵威脅可能當場死亡。「損失比獲益更危險」是刻進基因的邏輯。

問題是，這個對生存極度有用的機制，在現代的政治選擇裡，常常讓人做出真正害自己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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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理論與康納曼的發現

這個領域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來自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艾默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他們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後來成為康納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核心貢獻。

他們做了一個非常直觀的實驗：

你有兩個選項——

選項A：直接得到100元。 選項B：50%機率得到200元，50%機率什麼都沒有。

期望值完全相同，大多數人選了A。

現在換一個框架——

選項A：確定損失100元。 選項B：50%機率損失200元，50%機率一分不損。

大多數人這次選了B——選了賭博。

這個對稱性令人吃驚。面對「可能的獲益」，人是風險趨避的（保守）；面對「確定的損失」，人反而變成了賭徒。

為什麼？

因為「確定損失100元」這件事觸發的痛苦，大到讓人情願去賭一個可能讓情況更糟的結果——只要那個結果不是「確定的失去」。

這個心理，在選舉政治裡也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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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支持裡的「凹單」心理

股市裡有個詞叫「凹單」——就是明知道一檔股票已經基本面惡化，卻硬撐著不停損，寄望它有一天會回來。

行為金融學把這個現象稱為「處置效應」（Disposition Effect）：人們傾向於太快賣掉賺錢的股票，卻死抱著賠錢的股票。

背後的心理邏輯是：只要不賣，就沒有「真正賠錢」。帳面上的虧損還不是實現的損失，還有回本的可能。賣了，才是真的承認看錯了。

把這個邏輯套回政治支持，幾乎是完美的對應——

「民眾黨現在有問題，但我等它回來。」

「現在離開，等於承認我當初的選擇是錯的。」

「我不想讓那些說民眾黨沒用的人得意。」

最後這一點尤其要命。承認自己支持的政黨走偏了，在社交層面意味著「公開認輸」。而失去社會認可，和失去金錢一樣，都會觸發損失厭惡的機制。

所以人們繼續撐著——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基本面還好，而是因為「停損」的痛苦，在這個當下比「繼續持有」更難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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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成本：為什麼離開民眾黨感覺這麼難

在投資領域，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是指從一個標的換到另一個標的，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除了金錢，還有時間、資訊重建、以及心理上的「放棄熟悉的東西」。

在政治裡，轉換成本更高，也更不透明。

一個長期支持民眾黨的選民，如果要「換邊」，他面對的代價包括：

身份認同的損失。 「小草」這個標籤，已經成了一種社群歸屬。放棄支持，等於放棄這個圈子的認同與連結。

過去投入的否定。 一個人如果花了三年在網路上為柯文哲辯護，寫了幾百則留言、轉發了幾百篇文章——現在承認這一切是場誤判，等於把那三年的時間都宣判為「虧損」。

對立面的壓力。 台灣的政治文化裡，「棄守」某個政黨常常被理解為「投向對方陣營」。對一個無法接受藍綠框架的選民來說，「離開民眾黨」在感覺上等於「沒有地方可以去」。

這三個轉換成本疊加在一起，會讓「繼續留著」這個選項，在感知上比實際上理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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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成本」的詛咒：投入愈深，愈難回頭

和轉換成本相關但又不同的，是「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

沉沒成本是已經發生、無法回收的投入。理性上，沉沒成本不應該影響未來的決策——過去的錢已經花了，不管現在怎麼選，都拿不回來。

但人類天生不是這樣思考的。

當一個人在一件事上投入的時間、情感、金錢愈多，他就愈難放棄。不是因為那件事的基本面變好了，而是因為「放棄」所代表的損失，在心裡和所有那些投入加在一起，顯得太過沉重。

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對民眾黨死忠了六年的支持者，比一個剛加入的人更難出走。不是因為他更清楚黨的內部運作，而是因為他投入的沉沒成本更高，放棄等於要親手否定更多年份的自己。

行為經濟學家把這叫做「endowment effect」（稟賦效應）——我們傾向於把已經擁有的東西估值得比實際更高，僅僅因為它是「我們的」。一個人對自己支持的政黨的信念，也會因為「它是我的選擇」這件事，而在心裡被估值得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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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怎麼做

這篇文章不是要說誰對誰錯，也不是要告訴你「你應該去支持誰」。

它要說的是：如果你是一個曾經相信民眾黨、但現在感受到認知和現實之間有落差的人

那個讓你繼續撐著的力量，很可能不是理性，而是損失厭惡。

而損失厭惡是可以被意識到、並部分克服的。以下是幾個具體的方法：

第一步：把帳算清楚

問自己：當初支持民眾黨的理由是什麼？那個理由，現在還存在嗎？

不要問「他們還是比較好」，問「當初讓我動心的那件事，現在還成立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的支持已經是一種慣性，不是一種選擇。

第二步：把沉沒成本和未來切開

過去三年你投入的時間和感情，無論你現在怎麼選，都回不來了。

承認看錯了，不會讓那三年消失。但繼續撐著，可能會讓接下來的三年也一起賠進去。

第三步：把損失重新定義

損失厭惡讓人把「離開」感知為損失。但換個角度——如果一個投資人繼續持有一檔基本面惡化的標的，他真正的損失是什麼？是他繼續沒有拿到的那些回報，是他本可以轉到更好地方的機會成本。

「留著」本身，也是一種代價。

第四步：允許「暫時沒有答案」

台灣政治的困境之一，是讓很多人覺得「離開民眾黨」等於「必須立刻有個去處」。

但事實上，你可以先停止支持一個令你失望的政黨，而不必立刻找到一個完美的替代品。

在投資裡，這叫「先停損，再找標的」。

在政治裡，也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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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一句話

損失厭惡是人類最普遍的認知偏誤之一。它沒有藍綠之分，也沒有小草與側翼之分。每個人，在某個時刻，都曾經因為不想承認損失，而讓損失繼續擴大。

但心理學的研究同時也告訴我們：損失厭惡不是命運。它是一個可以被識別、可以被命名、因此可以被部分克服的東西。

識別它，是第一步。

那些站在凱道上的人，他們的情感是真實的。他們的失望也是真實的。他們對台灣政治的期待，從一開始就是真實的。

但情感的真實，和判斷的正確，是兩件不同的事。

如果你真的關心這個國家的走向，你值得用一個更清醒的眼光，去評估你手上的這張票，它現在換來的是什麼。

#politics #psychology #economics #investment #stock #democracy #LossAversion #民眾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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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所有投資人，都能從虧損中醒來。

關於這裡 台灣人。台派。喜歡把事情搞清楚。

凡是能解釋「為什麼」的事，我都著迷。科學、創新、哲學、投資，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找出規律，然後解開。

讀到真正新奇的東西，會興奮到發抖。

不在書桌前的時候，就在山上、水裡、或某個還沒搭營地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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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2 月底，美伊戰爭剛剛爆發的同一週。

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 下令：美國公司Anthropic 若不在週五下午 5 點 01 分前讓步，將被列為「供應鏈風險」——一個通常只貼在中國企業、俄羅斯企業身上的標籤。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 沒有讓步。

目錄

• 一家公司，一個宣言
• 事件時間軸
• Anthropic 到底在拒絕什麼
• 中國的影子：那 2.4 萬個假帳號
• 科技跑在法律前面：我們該怎麼辦？
• Ben Thompson 的冷靜分析：核武隱喻
• Anduril CEO 的另一面：民主誰說了算？
• OpenAI 的決定，以及一個人的辭職
• 微軟出手，商業代價已現
• Anthropic 是愛國企業嗎？
• 戰場之外的戰場

一家公司，一個宣言

Amodei後來在 CBS 的訪問裡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是愛國的美國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為了支持美國的國家安全。不同意政府的決定，是世界上最美國的事情之一。我們是愛國者。」

這不是一家公司的商業決定。這是一條關於 AI 時代、公民自由與國家權力邊界的宣言。

有人認為它的重要性，不亞於正在中東爆發的那場戰爭。

不是誇張。是因為那場戰爭打完了，世界會繼續轉動。而這場衝突的結果，將決定 AI 時代裡，民主體制的內核到底還剩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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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時間軸

這場衝突走得很快。

2021 年，Dario Amodei 和其他前 OpenAI 研究員因為對 AI 安全的憂慮，離開 OpenAI、創立 Anthropic。核心主張很清楚：AI 必須被謹慎建造，否則代價是人類文明本身。

幾年後，Anthropic 反而成為第一家把模型部署進美軍機密雲端的 AI 企業。他們在情報體系和軍事任務支援領域都有深入合作。Anthropic 不是反軍的公司——他們相信美國需要 AI 優勢來對抗威權體制，特別是中國。

問題出在 2026 年初。

五角大廈希望取得 Claude 在「所有合法用途」下的完整授權，包含兩件 Anthropic 明確拒絕的事情：大規模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不需人類介入就能開火的系統）。

2 月 26 日，Anthropic 明確拒絕。

2 月 27 日，Hegseth 宣布禁令。幾小時後，川普在社群媒體上公開批評 Anthropic，要求所有政府機構立即停用 Claude。同一天，美軍對伊朗發動空襲。

OpenAI 的 Sam Altman 在當天晚些時候宣布，OpenAI 與五角大廈達成協議。

3 月 9 日，Anthropic 向加州聯邦法院提告，稱政府行動「前所未有且違法」，主張政府侵犯公司言論自由與正當程序權利。

3 月 10 日，微軟向法院提交文件，公開支持 Anthropic，要求發布臨時限制令阻止禁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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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 到底在拒絕什麼

值得停下來想清楚這件事，因為很容易被政治噪音淹沒。

Anthropic 並不是在拒絕與軍方合作。他們已經在做，而且是所有 AI 企業裡做得最深的那個。Amodei 在 CBS 的訪問裡說得很直接：「我們對國防部所有用途都 OK，基本上是 98% 或 99% 的用途，除了我們擔憂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大規模國內監控。五角大廈的要求是允許「所有合法用途」。但 Amodei 解釋，問題正在於：有一類監控，技術上合法，是因為法律根本還沒跟上技術——從私人公司購買的零散個人資料，透過 AI 整合成對每個公民的完整行動檔案，這件事在 AI 之前從來沒有能力做到，所以法律根本沒有被設計來阻止它。

「技術發展的速度，超前了法律。」

第二件事，完全自主武器——不需要任何人類介入就能開火的武器系統。Amodei 說，今天的 AI 模型根本還沒有可靠到足以承擔這種責任。他在訪問裡說：「任何真正和 AI 模型合作過的人都知道，它存在一種根本的不可預測性，是我們在技術上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五角大廈的立場是：這些事情都合法，你一個私人公司沒有資格劃這條線。

Anthropic 的立場是：他們不是在替軍方做決策，他們只是不願意在法律還沒有追上技術之前，成為那些重大爭議決策背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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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影子：那 2.4 萬個假帳號

要理解 Anthropic 在這場衝突中的位置，必須先看另一件事。

2026 年 2 月，Anthropic 公開指控三家中國 AI 公司——DeepSeek、Moonshot AI 與 MiniMax——利用超過 2.4 萬個假帳號，對 Claude 進行了超過 1,600 萬次互動，採用一種叫「蒸餾（distillation）」的技術，試圖竊取 Claude 的核心能力，特別是代理式推理、工具使用和程式編碼。

Anthropic 追蹤到 DeepSeek 超過 15 萬次的互動，其中有一個令人不安的細節：他們的目標之一，是讓模型學會對政治敏感問題給出「符合中國審查要求的安全替代回應」。他們不只是在抄技術，他們還在讓技術學會配合威權審查的邏輯。

Anthropic 在公開聲明中寫道，透過非法蒸餾建立的模型，很可能無法保留原本的安全防護——這意味著危險能力可能在缺乏多數保護機制的情況下擴散出去。

公司因此呼籲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Amodei 更早在達沃斯公開說，向中國出售高階 AI 晶片就像「把核武賣給北韓」。

這是一家在對中國 AI 威脅的判斷上，立場和美國國家利益高度一致的公司。這一點，和它後來在五角大廈議題上的立場放在一起看，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圖像：Anthropic 不是反政府，也不是反軍方，它只是反對讓 AI 在沒有人類監督的情況下對付人類——不管那個對象是外國敵人，還是本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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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跑在法律前面：我們該怎麼辦？

這場衝突有一個深層問題，是所有討論都在迴避的：

如果技術發展的速度永遠快過法律，那誰來填補那個空白？

《The Coming Wave》的作者 Mustafa Suleyman，是 Google DeepMind 的共同創辦人，也是當今最重要的 AI 思想家之一。他在書裡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為「圍堵（containment）」的核心命題：AI 的擴散速度已經超過了任何現有治理機制的能力，而我們面對這個問題有三條路，但每一條都有代價。

一是放慢科技本身的速度。暫停開發，等待法律和監管趕上。代價是：中國不會暫停，美國單方面放慢只會讓競爭優勢倒向威權體制。

二是讓企業自主控管。由 AI 公司設定自己的使用限制，就像 Anthropic 現在正在做的事。代價是：沒有選舉授權的私人公司，憑什麼做出這些影響深遠的決定？Palmer Luckey 把這叫做「企業威權主義」，不是沒有道理。

三是加速立法跟上。由民選機構在最短時間內建立新的法律框架，讓政府的 AI 使用受到明確的司法授權和國會監督。這是最理想的路，也是最難在短期實現的路——因為美國國會平均需要幾年到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通過重要的科技立法。

Amodei 在 CBS 的訪問裡也提到了這個困境。他說，大規模 AI 監控之所以合法，「不是因為法律允許，而是因為法律還不知道這件事的存在。技術的發展超前了法律的步伐。」

這不是 Anthropic 獨有的處境。這是整個 AI 時代的困境。

在法律跟上之前，有人必須在某個地方站著，說「這件事等一下」。目前，Anthropic 選擇了站在那個位置。這是一個有代價的選擇——財務上、政治上都有代價。但如果沒有任何人站在那個位置，空白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不需要太多想像力就能描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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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Thompson 的冷靜分析：核武隱喻

住在台灣的科技評論家 Ben Thompson，是全球最受推崇的科技產業分析師之一。他的訂閱電子報 Stratechery 在矽谷圈子裡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在台灣生活，深刻理解一個民主社會在威權勢力侵蝕下的脆弱與韌性。

他在 〈Anthropic and Alignment〉 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殘酷但清醒的框架。

他先從美伊戰爭談起，指出國際法之所以有效，根本原因是有沒有人能夠執行它——沒有超國家的強制力，「誰違法」最終取決於誰更強。力量（might）才是最終裁決者。

然後他把這個邏輯投射到 AI 上：如果 AI 的戰略價值真的接近核武，那它實質上會改變全球的權力結構。而一個具備這種分量的技術，不可能長期讓一家未經選舉的私人公司握有最終裁量權。

Thompson 指出了 Amodei 論述裡的一個內在張力：Amodei 自己說過「向中國出售高階 AI 晶片如同把核武賣給北韓」——既然他認為 AI 等同核武，那美國政府為何會容許一家私人公司握有這等戰略資產的最終決定權？

他的結論近乎二元：Anthropic 要不接受從屬於國家決策架構，要不就承受政府以法律乃至更激烈手段削弱其獨立性的壓力。

Thompson 並不是在為五角大廈辯護。他指出 Anthropic 對監控的憂慮在法律層面是合理的，只是解決途徑應該是立法，而不是讓一家公司單方面設定限制。

這是一個清醒的分析。它的意思是：即使 Anthropic 是對的，它所選擇的方式也可能引發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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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uril CEO 的另一面：民主誰說了算？

Anduril 是美國最重要的國防科技新創之一，以無人機、反無人機和 AI 武器系統為核心。創辦人 Palmer Luckey 在這場衝突中的立場非常明確——他站在五角大廈那一邊。

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任何說國防企業應該超越法律、超越立法者和民選領袖來決定合作對象的人，你等於是在說你不相信這個民主實驗，你想要的是一種『企業威權主義』。」

這個論點不是沒有說服力。在民主社會，軍事能力的使用授權應該屬於民選政府，不應該由科技公司 CEO 代替選民做決定。如果讓私人企業決定哪些武器可以製造、哪些技術可以使用，反而是一種危險的去民主化。

但這個論點有一個它自己沒有回答的問題：

「合法」的邊界，是誰畫的？

如果民選政府的決定是「允許 AI 在沒有司法授權的情況下追蹤所有公民」，而這件事之所以合法，是因為法律還沒有來得及禁止它——那這個「由人民決定」的民主程序，保護的到底是誰的自由？

Anthropic 的立場不是「我們比政府更懂」，而是「在法律趕上技術之前，我們不願意成為填補空白的那個工具」。這兩個立場之間的差距，比表面上看起來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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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 的決定，以及一個人的辭職

五角大廈宣布 Anthropic 禁令的幾小時後，Sam Altman 宣布：OpenAI 與國防部達成協議，允許其 AI 模型在機密網路中部署。

時機過於完美，讓很多人感到不舒服。

Altman 後來在 X 上承認，這件事看起來「投機而且草率（opportunistic and sloppy）」，並表示公司「不應該這樣倉促」。

OpenAI 隨後修改協議，加入了禁止大規模國內監控的條款——措辭和 Anthropic 最初要求的保護幾乎一致。Altman 甚至在事後公開表示，他希望五角大廈能給 Anthropic 和 OpenAI 相同的合約條款。

但就在協議宣布後不久，OpenAI 機器人部門負責人 Caitlin Kalinowski 在 X 和 LinkedIn 上公開宣布辭職。

她在貼文裡寫道：「AI 在國家安全中確實扮演重要角色。但在沒有司法授權的情況下監控美國人，以及在沒有人類授權的情況下執行致命行動，是應該被更慎重討論的紅線，而這個決定沒有做到。這是關於原則，不是關於人。」

她說，她對 Altman 和整個 OpenAI 團隊仍有深深的敬意。問題不在人，在於這件事被決定得太快了。

這是 OpenAI 內部對五角大廈協議表達異議的最高層級聲音。當一家公司最資深的部門負責人之一，因為對合約的倫理疑慮而辭職，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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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出手，商業代價已現

五角大廈的禁令帶來的商業衝擊不是假設性的。

Anthropic 財務長 Krishna Rao 在法庭文件中估計，若黑名單措施維持不變，公司 2026 年的營收可能損失「數十億美元」。原本預計 2026 年超過 5 億美元的公部門年度經常性收入，可能大幅縮水甚至完全消失。已有超過 100 家企業客戶表達困惑與疑慮，一家每年合約規模達數百萬美元的夥伴已轉向競爭對手，另有多筆總計逾億美元的金融業合作中斷。

3 月 10 日，微軟向法院提交文件，支持 Anthropic 的訴訟，要求法院發布臨時限制令阻止禁令生效。

微軟的理由很有意思。它的文件警告：若禁令維持，公司及其他科技企業可能需要「立即調整目前與國防部相關的產品與合約配置」，而這「可能在關鍵時刻削弱美軍作戰能力」。

五角大廈試圖以「國家安全」為由封殺 Anthropic，微軟卻用同樣的「國家安全」邏輯，主張封殺本身才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與此同時，科技業有近 900 名工程師連署，其中包括約 800 名 Google 員工和近 100 名 OpenAI 員工，公開反對軍方對 Anthropic 的行動，呼籲國防部撤回「供應鏈風險」的認定。

這場衝突已不只是 Anthropic 一家公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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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ic 是愛國企業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怎麼定義「愛國」。

如果愛國意味著服從政府的要求，那 Anthropic 不是。

如果愛國意味著維護這個國家建立的價值——免於任意監控的自由，以及人類對致命武器的最終控制權——那 Anthropic 的立場反而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那個定義。

Anthropic 是第一家把 Claude 部署進美軍機密雲端的 AI 企業。他們在情報界和軍事任務支援上的合作深度，超過了大多數同業。他們公開指控中國 AI 公司竊取技術，呼籲收緊晶片出口管制，明確把中國的 AI 擴張定性為民主世界的威脅。

他們的立場不是「AI 不應該用於軍事」，而是「AI 不應該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被用來對付美國公民」。這兩者之間有非常大的差別。

Amodei 在 CBS 訪問最後說：「不同意政府的決定，是世界上最美國的事情之一。我們在這件事上的每一個選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價值而站立。」

中國不需要 AI 安全護欄，因為它的政治體制本來就建立在監控和管控上。而如果美國因為追求軍事效率，把 AI 安全護欄全部拆掉，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制度差異，就會開始縮小。

這正是 Anthropic 不願退讓的核心邏輯。而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那它的重要性——對民主體制的長遠存活而言——不亞於任何一場實體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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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之外的戰場

美伊戰爭佔據了所有的頭條。飛彈、油輪、空襲、油價。這些都是看得見的衝突。

但有一場戰爭正在視線之外進行，它的戰場是 AI 模型的使用條款，是聯邦法院的訴狀，是一封 1,500 萬人看過的辭職信，是近 900 名工程師的連署，是一家公司選擇在巨大的商業壓力面前不讓步。

你可以認同 Anthropic 的做法。你也可以認為 Palmer Luckey 說得有道理，私人公司不應該凌駕民選政府做出這類決定。你更可以認為 Ben Thompson 是對的，AI 的戰略分量讓國家控制權不可避免。

這些都是值得認真面對的立場。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在 AI 技術已經能夠建立從未有過的監控能力、而法律還沒有跟上的這段空白期間，某個地方必須有人站著說「等一下，我們還沒有談清楚這件事」。

那個人，或那家公司，會付出代價。

我們還沒有想清楚的問題是：

在法律終於跟上技術之前，那個代價應該由誰來承擔？

還有一個更安靜的問題，在所有新聞的喧嚷過去之後，值得獨自坐著想一想：

當一個社會決定讓 AI 在法律灰色地帶運作，它所付出的，是哪一種自由？

本文綜合整理自 CBS News（Dario Amodei 專訪逐字稿）、鉅亨網、ABMedia、TechNews、中央社、Ben Thompson（Stratechery《Anthropic and Alignment》）等媒體報導與分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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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9 日，印第安納州聖約瑟夫縣的議事廳擠滿了人。

會議室裡沒有窗戶，座椅塞滿了，走廊還站著人，Zoom 連線人數多到系統直接當機。一個農業縣的尋常地方政府會議，一路開到凌晨四點。

這不是在討論農業補貼，也不是在吵學區劃分。

他們在決定的，是一個 130 億美元的 AI 資料中心，能不能在他們的土地上長出來。

最後，7 比 2，拒絕。

這個結果讓矽谷震動了一下。但沒有人真的以為這場仗就此結束。

目錄

• 4,000 億美元買的是什麼
• 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縣，突然來了 Amazon
• 你說的好處，真的是好處嗎
• 凌晨四點的投票
• 矽谷的下一步棋
• 誰擁有土地，誰就擁有籌碼
• 這不是科技新聞，這是地方民主 —-

4,000 億美元買的是什麼

先說一個讓人頭皮發麻的數字。

2024 年，光是 Amazon、Google、Meta、Microsoft 這四家公司，在資本支出上就花了 4,000 億美元。

GDP 等級的錢。

這些錢大部分流向同一個地方：資料中心。

而這波浪潮的觸發點，不難猜。ChatGPT 在 2022 年底出現之後，每一季的財報電話會議裡，你都能聽到同一個主題：我們要蓋更多資料中心，蓋更大的，蓋得更快。

在資料中心產業，衡量規模的單位不是建坪，是電力需求。一座大型 AI 資料中心的耗電量，可以等於一百萬個美國家庭。

冷卻晶片要用水，訓練模型要用電，而電要來自電網，電網要來自發電廠，發電廠要來自土地。

一條供應鏈，最終的起點，是某個農業縣邊上的一塊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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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縣，突然來了 Amazon

聖約瑟夫縣在印第安納州北部。大城市是南灣（South Bend），但縣裡大部分地區是農田。

這裡曾經有 Studebaker 汽車廠，後來倒了，留下一片需要再工業化的中西部鄉鎮。像很多上中西部的城鎮一樣，他們一直在等待下一個能撐起地方經濟的大計劃。

2023 年 5 月，機會來了，以一種讓人有點措手不及的方式。

地方電力公司帶著 Amazon 走進了縣經濟發展辦公室。這已經是全美各地反覆上演的劇本：電力公司熟悉自己轄區的土地，他們成了媒合者，把科技巨頭和有地有電的農業縣牽在一起。

這個案子不是普通的資料中心。Amazon 要蓋的，是專門供 Anthropic 使用的運算基礎設施，一個用來訓練下一代 AI 模型、並且部署 Claude 服務的巨型機器。

規模是多少？110 億美元起跳。

縣議會投票。反對的只有兩票。「沒什麼大事，大家也不太了解它，」紐約時報記者 Karen Wise 說，「就通過了。」

然後，一切開始快速改變。

一年之內，工地上起了十幾棟建築物，每天有數千名工人在裡面。旅館住滿了，RV 露營車停滿了，縣裡的房屋稅收開始有感成長。後來，Microsoft 也在縣裡另一個地方簽下土地合約。謠言說 Meta 也在附近打量，Google 也有動作。

一個本來沒有半個資料中心的縣，在兩年內，突然成了全球 AI 基礎建設的主要節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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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好處，真的是好處嗎

科技公司的說法很清楚：這是 win-win。

稅收進來了，工作機會進來了，你們縣可以成為未來經濟的一部分。

而且不是空話。

工地上的電氣技師，年薪可以到 20 萬美元。學徒制的名額兩年內翻了一倍。工會代表在縣議會上一個接一個站起來發言，他們說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故事：我 19 歲沒有學貸，靠這個工地進入了 Operating Engineers Local 150，有了穩定工作，能養家了。

這些不是說客說的漂亮話。這是真實發生在真實人身上的事。

但問題是，好處集中在某一群人身上，成本卻分散給了所有人。

住在工地旁的居民，開始遇到前所未有的塞車和超速。農民在路邊割草，工程車從旁呼嘯而過，碎石飛濺。水資源的問題開始浮出水面，有人擔心自家的井會乾。夜間的光污染讓一片農村失去了星空。

「我們 68 年前搬來這裡，為的是寧靜、安靜、小鎮的生活品質，」一位居民在聽證會上說。

還有更大的恐懼，難以被任何稅收數字所化解：

AI 會不會搶走接下來的工作？這些資料中心蓋好之後，如果技術繼續進步，它們 10 年後還需要這麼多電力和空間嗎？如果這些建築物有一天變成空殼，要怎麼辦？

「我不覺得人類滅絕快要發生，」一位居民說，「但是，那些比我們懂這件事多得多的人，都說他們很恐慌。這讓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停下來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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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點的投票

然後，更大的案子來了。

一個 130 億美元、需要超過 400 公頃土地的新資料中心，要申請土地重分區。幕後的開發商是一個匿名的 LLC，外界只知道全球只有少數幾家公司能用到這麼大的運算量，但沒有人知道業主是誰。

這種匿名性，讓原本就存在的不安加倍放大。

因為需要重分區，這個案子必須回到縣議會，公開辯論，讓社區有機會說話。

這一次，聖約瑟夫縣的反應不再是冷漠。

2025 年 12 月 9 日的聽證會，主會場坐滿，側廳站滿，大廳還站著人。Zoom 連線達到系統上限。

支持方先上場：工會代表、地方商界人士，說的是就業、稅收、經濟轉型。反對方輪到發言，說的是土地、水、空氣、生活品質、以及那些更難被量化的東西。

「他們會來這裡蓋，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沒有人管，」一位居民說，「他們以為我們不在乎，他們以為他們能得逞。」

聽證會一直開到凌晨四點。

然後投票：7 比 2，拒絕重分區。

Amazon 的那個案子，蓋都蓋了，也在繼續。但這個新的 130 億美元計劃，縣議會說：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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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的下一步棋

一個縣的否決，能改變什麼？

科技公司的回答是：不多。

他們的策略是大量分散。因為需求如此龐大，他們不依賴任何一個地點，而是同時在幾十個地方推進。你擋下了這個，他們去找下一個。

今年全球在資料中心上的投入，預計超過 5,000 億美元。這比去年多，明年比今年更多。

科技公司也在調整話術。「資料中心」這個詞不夠性感，現在他們更常說「AI 工廠」——factory，一個讓人聯想到生產、就業、工業繁榮的字眼。

他們也開始做更多讓步。Microsoft 宣布不會要求房地產稅減免，並承諾公開各地的用水量數據。Amazon 在印第安納另一個案子裡，直接砸了約 1 億美元的前期財務承諾給地方政府。

他們還在政治上動起來。有居民說，聽證會前幾週，他們收到了支持資料中心的文字簡訊，有人上門敲門拉票，電視廣告也出現了。

訊息很清楚：這是未來。搭上這班車，就能分享未來的果實。不搭，你就會被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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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擁有土地，誰就擁有籌碼

但聖約瑟夫縣的例子，揭示了一件科技公司可能低估的事：

擁有好地和好電的地方，現在手上有貨。

「如果你有好的土地，有可用的電力，你現在手上握著極度珍貴的東西，」Karen Wise 說，「這個認知，讓地方社區意識到他們其實有籌碼。」

科技公司需要的地，不是無限供應的。他們需要大面積的空地、已有的電力基礎設施、良好的輸電線路和網路連結，以及——理想上——一個歡迎他們的社區。

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地點，都是稀缺資源。而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都掌握著這個稀缺資源的許可權。

「這不是透過聯邦政策發生的，」Wise 說，「這是在那種小小的、沒有窗戶的房間裡發生的，是在一個個縣議員的辦公室裡發生的，是在那些一坐好幾個小時的社區聽證會裡發生的。」

民主，在最基層的層面上，有時候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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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科技新聞，這是地方民主

最後，我想說一件可能讓人覺得奇怪的事。

這則故事的核心，其實不是 AI，不是資料中心，不是科技公司。

它的核心，是一個更古老的問題：當外來的巨大力量碾過來，一個社區如何決定自己要什麼。

Studebaker 當年來，聖約瑟夫縣說好。 Studebaker 走了，留下了空缺。 Amazon 來了，縣說好。 下一個 130 億美元的計劃來，縣說不。

這中間發生的，是一個社區試著從過去的經驗學習，試著在某件事從天上落下來之前，先想清楚自己要什麼。

它不完美。它漫長、吵雜、充滿矛盾，有時候在凌晨四點才有答案。

但這就是它應該有的樣子。

那個 130 億美元的資料中心最後會蓋在哪裡？大概會找到一個願意讓它落地的地方。但那個地方，至少，知道自己在答應什麼。

#AI #democracy #investment

本文整理自《紐約時報》Podcast《The Daily》2026 年 2 月 16 日播出之〈When A.I. Comes to Town〉，記者 Karen Wise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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