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知道虧了，為什麼還是走不掉？：小草的損失厭惡困局
一個你不願正視的問題，一個你其實早就知道答案的問題。
目錄
凱道的人們與一個古老的心理陷阱 民眾黨的帳面，已經是赤字了 損失厭惡：為什麼「輸了還在撐」不只是意志力問題 前景理論與康納曼的發現 政黨支持裡的「凹單」心理 轉換成本：為什麼離開民眾黨感覺這麼難 「沉沒成本」的詛咒：投入愈深，愈難回頭 你可以怎麼做 最後說一句話
凱道的人們與一個古老的心理陷阱
2026年3月29日，凱達格蘭大道來了一萬人。
他們舉著旗子、喊著口號，為一個剛被一審判處17年有期徒刑的政治人物站台。柯文哲，這個曾經以「清廉、勤政、愛台灣」為號召的前台北市長，此刻正面對著京華城案的漫長法律戰。而他的支持者——那群被稱為「小草」的人們——仍然在風裡等待。
我不打算在這裡評斷京華城案的法律對錯。我想問的是另一個問題：
那些清楚看到民眾黨出了嚴重問題的支持者，他們為什麼還在那裡？
這不是挑釁，是一個真誠的心理學問題。因為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每一個賠錢不肯停損的散戶身上。它有一個正式的名字：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
民眾黨的帳面，已經是赤字了
讓我們先把帳算清楚。
民眾黨最初吸引了大量中間選民，核心訴求是「超越藍綠」、「理性問政」、「打破政治對立文化」。這批選民投入了時間、感情、網路聲量，以及選票——換一個投資的說法，這就是他們的「買入成本」。
但這幾年發生了什麼？
黨主席本人涉入刑案，從羈押到一審判決；黨的立法院表現多次被批評為配合國民黨進行程序杯葛；黨內的問政路線從「第三條路」逐漸滑向傳統藍營邏輯；更根本的是，「超越藍綠」這個當初最讓人動心的承諾，早已難以在日常政治操作中辨認。
對一個投資人來說，這就是標的「基本面惡化」。
現在問題來了——如果你在2022年買進了一檔股票，理由是「它打破舊有格局」，而三年後它不只沒有打破什麼，創辦人還被司法纏身——你會不會承認自己看錯了，然後停損出場？
大多數人不會。理由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數字，而是因為「損失的痛苦」已經把大腦的理性迴路蓋過去了。
損失厭惡：為什麼「輸了還在撐」不只是意志力問題
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是行為經濟學最核心、也最反直覺的發現之一。
它說的是：失去某樣東西所帶來的痛苦，在心理上大約是獲得同等事物所帶來的快樂的兩倍。
換句話說，丟掉100元的難受，比撿到100元的開心更強烈——即便金額完全相同。
這不是個性問題，也不是教育程度問題。它是人類大腦在演化過程中寫進去的底層程式。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大腦的杏仁核（amygdala）——那個處理恐懼的區塊——在面對潛在損失時的反應，要比面對潛在獲益時更激烈、更優先。
從演化的角度看，這完全合理：對遠古人類來說，錯失一次打獵機會頂多少吃一頓，但忽視一次天敵威脅可能當場死亡。「損失比獲益更危險」是刻進基因的邏輯。
問題是，這個對生存極度有用的機制，在現代的政治選擇裡，常常讓人做出真正害自己的決定。
前景理論與康納曼的發現
這個領域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來自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艾默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他們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後來成為康納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核心貢獻。
他們做了一個非常直觀的實驗：
你有兩個選項——
選項A：直接得到100元。 選項B：50%機率得到200元，50%機率什麼都沒有。
期望值完全相同，大多數人選了A。
現在換一個框架——
選項A：確定損失100元。 選項B：50%機率損失200元，50%機率一分不損。
大多數人這次選了B——選了賭博。
這個對稱性令人吃驚。面對「可能的獲益」，人是風險趨避的（保守）；面對「確定的損失」，人反而變成了賭徒。
為什麼？
因為「確定損失100元」這件事觸發的痛苦，大到讓人情願去賭一個可能讓情況更糟的結果——只要那個結果不是「確定的失去」。
這個心理，在選舉政治裡也完全成立。
政黨支持裡的「凹單」心理
股市裡有個詞叫「凹單」——就是明知道一檔股票已經基本面惡化，卻硬撐著不停損，寄望它有一天會回來。
行為金融學把這個現象稱為「處置效應」（Disposition Effect）：人們傾向於太快賣掉賺錢的股票，卻死抱著賠錢的股票。
背後的心理邏輯是：只要不賣，就沒有「真正賠錢」。帳面上的虧損還不是實現的損失，還有回本的可能。賣了，才是真的承認看錯了。
把這個邏輯套回政治支持，幾乎是完美的對應——
「民眾黨現在有問題，但我等它回來。」
「現在離開，等於承認我當初的選擇是錯的。」
「我不想讓那些說民眾黨沒用的人得意。」
最後這一點尤其要命。承認自己支持的政黨走偏了，在社交層面意味著「公開認輸」。而失去社會認可，和失去金錢一樣，都會觸發損失厭惡的機制。
所以人們繼續撐著——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基本面還好，而是因為「停損」的痛苦，在這個當下比「繼續持有」更難承受。
轉換成本：為什麼離開民眾黨感覺這麼難
在投資領域，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是指從一個標的換到另一個標的，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除了金錢，還有時間、資訊重建、以及心理上的「放棄熟悉的東西」。
在政治裡，轉換成本更高，也更不透明。
一個長期支持民眾黨的選民，如果要「換邊」，他面對的代價包括：
身份認同的損失。 「小草」這個標籤，已經成了一種社群歸屬。放棄支持，等於放棄這個圈子的認同與連結。
過去投入的否定。 一個人如果花了三年在網路上為柯文哲辯護，寫了幾百則留言、轉發了幾百篇文章——現在承認這一切是場誤判，等於把那三年的時間都宣判為「虧損」。
對立面的壓力。 台灣的政治文化裡，「棄守」某個政黨常常被理解為「投向對方陣營」。對一個無法接受藍綠框架的選民來說，「離開民眾黨」在感覺上等於「沒有地方可以去」。
這三個轉換成本疊加在一起，會讓「繼續留著」這個選項，在感知上比實際上理性得多。
「沉沒成本」的詛咒：投入愈深，愈難回頭
和轉換成本相關但又不同的，是「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
沉沒成本是已經發生、無法回收的投入。理性上，沉沒成本不應該影響未來的決策——過去的錢已經花了，不管現在怎麼選，都拿不回來。
但人類天生不是這樣思考的。
當一個人在一件事上投入的時間、情感、金錢愈多，他就愈難放棄。不是因為那件事的基本面變好了，而是因為「放棄」所代表的損失，在心裡和所有那些投入加在一起，顯得太過沉重。
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對民眾黨死忠了六年的支持者，比一個剛加入的人更難出走。不是因為他更清楚黨的內部運作，而是因為他投入的沉沒成本更高，放棄等於要親手否定更多年份的自己。
行為經濟學家把這叫做「endowment effect」（稟賦效應）——我們傾向於把已經擁有的東西估值得比實際更高，僅僅因為它是「我們的」。一個人對自己支持的政黨的信念，也會因為「它是我的選擇」這件事，而在心裡被估值得過高。
你可以怎麼做
這篇文章不是要說誰對誰錯，也不是要告訴你「你應該去支持誰」。
它要說的是：如果你是一個曾經相信民眾黨、但現在感受到認知和現實之間有落差的人
那個讓你繼續撐著的力量，很可能不是理性，而是損失厭惡。
而損失厭惡是可以被意識到、並部分克服的。以下是幾個具體的方法：
第一步：把帳算清楚
問自己：當初支持民眾黨的理由是什麼？那個理由，現在還存在嗎？
不要問「他們還是比較好」，問「當初讓我動心的那件事，現在還成立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的支持已經是一種慣性，不是一種選擇。
第二步：把沉沒成本和未來切開
過去三年你投入的時間和感情，無論你現在怎麼選，都回不來了。
承認看錯了，不會讓那三年消失。但繼續撐著，可能會讓接下來的三年也一起賠進去。
第三步：把損失重新定義
損失厭惡讓人把「離開」感知為損失。但換個角度——如果一個投資人繼續持有一檔基本面惡化的標的，他真正的損失是什麼？是他繼續沒有拿到的那些回報，是他本可以轉到更好地方的機會成本。
「留著」本身，也是一種代價。
第四步：允許「暫時沒有答案」
台灣政治的困境之一，是讓很多人覺得「離開民眾黨」等於「必須立刻有個去處」。
但事實上，你可以先停止支持一個令你失望的政黨，而不必立刻找到一個完美的替代品。
在投資裡，這叫「先停損，再找標的」。
在政治裡，也可以這樣。
最後說一句話
損失厭惡是人類最普遍的認知偏誤之一。它沒有藍綠之分，也沒有小草與側翼之分。每個人，在某個時刻，都曾經因為不想承認損失，而讓損失繼續擴大。
但心理學的研究同時也告訴我們：損失厭惡不是命運。它是一個可以被識別、可以被命名、因此可以被部分克服的東西。
識別它，是第一步。
那些站在凱道上的人，他們的情感是真實的。他們的失望也是真實的。他們對台灣政治的期待，從一開始就是真實的。
但情感的真實，和判斷的正確，是兩件不同的事。
如果你真的關心這個國家的走向，你值得用一個更清醒的眼光，去評估你手上的這張票，它現在換來的是什麼。
回到頁首
這裡寫的，是那些以為沒人看見的人，以及他們欠下的帳。
業力不需要我來執行，但我可以把燈打開。
不在鍵盤前的時候，就在廟裡，或某個還沒被雜草污染的靜地。
相信善有善報，也相信惡有惡報，只是時候未到。 本站僅提供參考，不是法律建議，不是宗教建議，不是人生建議。